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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悲鸿:最好的伯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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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 中国教育新闻网-中国教育报 更新时间:2019-01-02

赵秀红 

  

  1931年溽暑,江西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的官邸来了一位儒雅的文人,名片递上,熊式辉赶忙迎了上来,拱手道:“悲鸿先生乃当今大家,能光临鄙寓,实乃荣幸之至!”

  徐悲鸿彼时已名声赫赫,是中央大学艺术系掌门人,写生途经南昌,早已有报媒刊登行踪。主动求见国民党高官,对于“人不可有傲气,但不能无傲骨”的徐悲鸿来说,显然不是他的做派。

  肯让他放弃一回原则的,是素不相识的傅抱石。傅抱石当时在小学代课,闻听消息,怀揣书稿、印谱与画作,拜望了徐悲鸿。徐、傅二氏初见,相见恨晚,徐悲鸿十分欣赏这个青衫一袭、潦倒落魄的底层年青人:“你应该去留学,去深造,你的前途不可限量。至于经费,我来给你想办法。”遂为他出国说项,并为熊氏送上“奔马”。傅抱石因此去了日本深造。

  一次偶然机会,徐悲鸿被一幅水墨人物画打动,马上去弄清作者是谁,彼时25岁的黄胄还是西北部队的一名宣传员。当即徐悲鸿让人写信,叫黄胄再寄几幅作品来。看了画,徐悲鸿写信给文化部领导,建议将黄胄调到北京,创造更好的创作环境。他在不幸中风后,还请爱人廖静文代笔,给文化部领导写信,二荐黄胄。

  被徐悲鸿发掘于微时的,不止傅抱石和黄胄,还有蒋兆和、吴作人、宗其香、刘勃舒、孙多慈、刘艺斯、吕霞光、吕斯百、李可染等。这些人成为中国美术界的中坚,其中不乏我国近现代很多大师,他们各呈面貌,甚而开宗立派,都是在徐悲鸿的引荐下不断为人所知。徐悲鸿自己从穷困潦倒的绝境走出来,得到留学的机会,主要仰仗前辈的赏识。等他的名气为天下知时,徐悲鸿待晚辈或地位差距悬殊的同行特别慷慨,尽自己最大力量成全。徐悲鸿有识人之才,有识人之慧眼,更有识人的雅量、成全人的热情和能力。

  徐悲鸿的传世画作中有一幅《九方皋》,取材于《列子》所载的九方皋相马的故事。画面中,九方皋站在马群中,气宇轩昂,睿智笃定,有一种指点江山、挥斥方遒的气度。在后人看来,徐悲鸿不就是九方皋的化身吗?有人评价说: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,再也找不出一个中国画家像徐悲鸿一样如此热心于当伯乐,他培养提携过的人数之多,在中国美术史上罕有其匹。说徐悲鸿是中国美术史上最好的伯乐,决不是夸张,而是名副其实。

  除了提携晚辈,他还起用、礼聘了齐白石、张大千、黄宾虹、古元等最开始处在教学体制外的艺术家,充实到师资队伍,让在野的民间画家步入了学府的殿堂;他作为美术活动家,帮齐白石出版画册、向欧洲推荐齐白石。这位画坛“最好的伯乐”,对中国美术的影响是巨大的,乃至今天,仍有余脉。重提徐悲鸿及其伯乐精神,在当今高等学府还要提倡回归常识、回归本分、回归初心和回归梦想的语境下,是高校极好的参照系。

  徐悲鸿对中国美术的另一大贡献是,他主张用西方写实主义来改造中国画,改良了中国的“八股山水”。当时的画坛,死气沉沉,以模仿古人为能事,保守势力相当顽固。他给予猛烈的抨击,深感“中国画学之颓败,至今日已极矣”,提倡对民族艺术加以取舍、改良,形成了自己的艺术改良理论:“古法之佳者守之,垂绝者继之,不佳者改之,未足者增之,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。”他对西方艺术的态度是先分辨我们需要学什么,哪些是精华,不照搬不临摹,而是有重点地取舍,既要致广大,又要尽精微。

  比如他画的马,完全是水墨,大块地使用墨色写意,这在以前是没有的。他很注重体积感、透视感的表达,这是西方的大艺术家最擅长的,徐悲鸿很巧妙地用到中国绘画中。这种透视给人特别强烈的视觉冲击,他常画的奔马、雄狮、晨鸡等,给人以生机和力量。徐悲鸿的素描和油画渗入了中国画的笔墨韵味,创造了新颖而独特的风格。作为中国美术院校最早的海归教授,徐悲鸿凭着一种成熟理性的专业敏感,在极其艰难的时代,为中国画蹚出了一条新路。乃至今日,他担任首任院长的中央美术学院把“尽精微、致广大”作为校训,大概就是向这位丹青巨擘和这种艺术创新精神表达敬意和继承吧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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